• 杨卫:在艺术圈赶场20年
  • 2011-03-24 中华美术网(www.ieshu.com)

  • 文/杨卫

    在美术界,我第一次赶场,是在1987年。那时候,我姐姐正在上海读书,提前告诉了我上海将举办“第一届中国油画展”的讯息。获得知悉,我便邀集了几个一起画画的同学,抱着瞻仰的心情,从长沙坐火车一路奔赴了上海。那是我第一次以看展览的名义出远门,父母当然有些放心不下,但考虑到我是出于学习的目的,还是掏出腰包支助了我。几个同伴中,我记得还是我带的钱最多,一路之上自然也就免不了买单,那种风光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。当然,更让我记忆深刻的,还是“第一届中国油画展”上展出的那些写实作品。过去,只是从画册中看到一些写实绘画,总觉得画得那么逼真不太可能,如今到了上海零距离接触,眼见为实,的确是心服口服了。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杨飞云、王沂东他们的参展作品,尤其是宫立龙画的那个女生像,端坐在梳妆台前,影子一样紧随于我的青春期,挥之不去地干扰了我很久……

    那一次赶美术界的场,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此后,一起学画的同伴中,有人考上了学校,务了正业;也有人放弃学艺,另做了打算。唯独我,背着行囊,带着好奇,从南到北还在美术界赶场,一晃竟然过了二十多年。

  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流浪到了首都北京。对于一个小地方出来,又痴迷于艺术的人来说,北京无疑是一个梦想的天堂。这里不仅有美术馆,有大大小小的画廊,而且还有各式各样艺术品展示的“替代空间”。这无疑提供了我更多学习的机会,也加快了我赶场的频率。我还记得,那会儿我看过的展览,有罗丹的雕塑展;有伊门道夫的绘画展;有乔治与吉尔伯特的材料展;还有博尹斯的观念艺术展等等,真可谓内容丰富,形式多样。正是因为亲眼目睹了诸多艺术大师的原作,通过感受他们的气息,吸取他们的能量,我才逐渐理解了人生,理解了艺术的内涵与外延,其实,远不是我过去看到的只是逼真那么简单。古人云:行万里路,破万卷书。这都是获取知识的途径。我想,人若要明智,大概首先得多看,多了解。

    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多看、多了解的目的,我马不停蹄,奔赴在各种赶场子的路上。饿了,一个面包打牙祭;渴了,一碗白水化清痰。尽管过程很辛苦,但心情却很充实。因为我知道,我的每一次奔赴,都将是一种收获。

    后来,到了圆明园之后,虽然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有了相互吸引的能量场,但我外出赶场子的热情依然没有削减。不过,那时候赶场子的目的,已经跟过去有所不同了,更多不是为了学习,而是去蹭吃蹭喝。圆明园时期的生活,常会让人感到山穷水尽。因为那时候艺术市场并没有形成,创作换不来经济回报,大家也就只好勒紧了裤腰带,饥一顿饱一顿地混日子。然而,展览却可以改善生活。因为凡是展览都有个开幕式,而开幕式则有酒会,有吃的点心,有喝的饮料,甚至有些开幕式结束后还安排饭局。这对于我们这些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“无保户”来说,无疑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。于是,赶场便成了我们的节日,以至于参与这个节日的人到后来越来越多,队伍越来越壮大。久而久之,我们这些人便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阵容。由此,也给外界留下了一个错觉,还以为我们这些人是北京艺术圈的中心,是场面上最活跃的一群人。

    我还记得那时候的一群“蹭友”,每次有熟悉的展览,我们都会聚到一起去蹭饭。里面除了我,往往还会有徐一晖,有王庆松,有刘峥,有胡向东,有俸正杰等等。这拨人当时是以“艳俗艺术”的群体面貌出现的,在艺坛还属于新人,但在场面上却早已经混得滚瓜烂熟了。曾有好心人提醒我们,劝我们不要经常以这种蹭吃蹭喝的状态抛头露面,以免影响未来进入艺术史的光辉形象。其实,道理我们心里都明白,可是在当时那种窘迫的生活条件下,朝不保夕,又怎么能够沉住气,静下心,甘当沉默的羔羊呢?物转星移,历史在不经意间便翻过了一页,当年那些一块儿蹭吃蹭喝的同伴们,如今大都功成名就,成了身价不菲的艺术明星。遥想当年,对照今天,真有一种仿如隔世的感觉,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崔健以前唱过的那首老歌:不是我不明白,这世界变化快……

    当然,说到变化,不单是别人,也有我自己。这些年东奔西走,我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折。最大的转折,就是我放弃艺术创作而转到了艺术批评。这是一种阵痛,犹如凤凰涅盘,需要置于死地而后生。幸运的是,我活了过来,并获得了所谓批评家的身份。随着身份的改变,我赶场子的方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,蹭吃蹭喝的岁月,当然是一去不复返了。我在从事批评的同时,反馈回来的却是意想不到的光环。这让我倍感意外,觉得取舍之间蕴藏了太多鲜为人知的奥妙,不禁又想起一位宗教学者说过的话----决断产生飞越。也许,有些人失败,并不是缺乏判断,而是缺乏决断。对于我,似乎是在决断之后,一夜之间长大了,因为批评而获得了成熟的表情。此后,我因为职业的关系,被邀请赶场子的次数就更多了。不过,这以后不再叫赶场,而换成一个更加悦耳动听的词,叫着“出场”。

    这几年,我没少出场,尤其是近两年艺术市场火爆以后,受环境的影响,我经常还会被迫出场。对此,我常常担忧,担心自己被经济大潮席卷而走。我的朋友王南溟曾经批评过“坐台批评家”。扪心自问,我也应该算在他的批评之列。的确,台是不好坐的。所谓吃人嘴软,拿人手短。坐着别人的台,总免不了放弃原则和立场,说些违心的漂亮话。所以,我坚持认为王南溟批评得对。但是,反过来一想,也不尽然,站在展览和作品的对立面,只是批评的一个角度。如果批评家们人人都不出场,那么艺术展览又为谁看呢?尽管“批评家是艺术内部的敌人”(奥利瓦语),但如果没有批评家这个敌人从艺术的内部去剖析,大众又怎么去理解今天这些稀奇古怪的艺术现象呢?其实,批评还有一种责任,那就是阐释。这就需要批评家经常出场,经常走近对象,经常深入内心。只是对于我,永远需要警惕的是:不要因为获得了所谓批评的话语权,反倒遮住了原本还算犀利的目光;更不能因为变成了今天体面的出场,而忘记过去赶场的艰辛。因为那里才是我求知的源头,蕴含了我上下求索的精神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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